董乐山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但同他相识还是八十年代的事。1985年花城出版社在深圳组织了一次外国文学讨论会，我和乐山先生都应邀参加，在深圳一座宾馆的电梯里初次见面。接着又一起到烟台参加中青年翻译家讨论会，我是一般代表，是来学习翻译经验的，他是特邀代表，是来向我们传授翻译经验的。经常上午开会，下午游完泳分组讨论。有的发言冗长乏味，我就不去听了。像我这样的人恐怕不少，所以有一次我碰见他时他不高兴地说：“谁发言我都去听，因为人家听过我的发言。”他的发言我也没听，后来才在他的集子《译余废墨》中读到，觉得都是他个人的翻译经验，没有大道理，切实可用。这次交谈他还传授给我一点经验：早晨泡的茶放在抽屉里，不然你一走服务员打扫卫生时便给你倒了。我正为这件事发愁：我带来的是好茶，早晨泡上便去开会，回来茶也倒掉。开会回来再泡水又泡不开了。我便按照他的办法放在抽屉里，开会回来喝泡好的茶。我把这经验传授给同屋的水夫先生，他没来得及采用，因为两天后他提前离开，后来住进来的先生却采用了。
烟台会议后又在傅惟慈先生家接连见过几面，好像在花城编辑主持下讨论出版社的选题。我也谈了些意见，谈到库普林的小说《亚玛街》。我说这本书在苏联遭禁几十年没有道理，它根本不是淫本，写的虽然是妓女，但作者站在她的立场上，反映社会最低层的牺牲品的血和泪，同站在嫖客立场上的《海上花列传》完全不同，况且书中并无淫秽描写。解放前汝龙从英文翻译过，现在可以从原文翻译，并建议列入选题。几位老先生都支持我的看法，董先生说：“干脆就列入选题，由你来译”。这样《亚玛街》和董先生译的《一九八四》同时被列入为花城出版社重点选题。
1986年《亚玛街》和《1984年》出版，并均获花城首次翻译奖。花城出版社阿良要我去参加颁奖仪式，董先生说他不去了，让我去。我代表他向花城出版社表示感谢，并把他的奖状和一尊缪斯铜像带回来给他送去。以后每次去他家都看见和我家里摆的一样的铜像。以后我们接触多了，有时在聚会上，有时在朋友家，有时在他家或我家。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多，但主要还是围绕文学或文化。我们的关系在师友之间。他的社会经验、文化修养、对人生的悟彻、对历史的反思都比我强、比我深，是我的老师，但他也很爱听我讲对苏联历史和文学的反思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与他不同的经历。我们又以平辈朋友的身份交谈。他又几次对我说不要叫他“董先生”，叫他“老董”吧。我说叫习惯了，不用改了。但我后来发现他还是注意称呼的，他对前辈从不直呼其名，总称某某先生。有一次他对我说，给一位比他小三十多岁的青年人写信，称某某兄，没想到那位青年给他回信时也称他为“乐山兄”，他说真不懂礼貌。我心里想不称“老董”称“董先生”还是称对了。
1989年我到苏联教汉语，1991年回国。我在国外期间他还给我老伴打电话问候。我一回国他便在家里设宴给我洗尘，并邀请了冯亦代等前辈作陪，我得以结识不少英美文学翻译家。这时我已有离休之意。想多读几本书，如有可能，用心译一两本自己喜爱的书。我很少到学校去，每周只给研究生上两次课。1993年正式办了离休手续，此后就完全不去学校了。但翻书的愿望却未能实现：出版社请我重译名著，我不炒冷饭，我提的选题又不入编辑法眼。我便读书自娱。读了书我总想找人谈谈，我便时常到董先生家去。没想到我讲的他非常爱听，经常说闻所未闻啊。他劝我既然没书好译何不把我讲的写出来？我写了一篇给他看，他说尚可，不甚满意，告诉我五六十年代苏联文学对中国读者影响很大，要着重反思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作家和作品。我又送上第二篇，正赶上他去香港大学讲学，一周后回来。这时我家电话坏了，找人修理，拖了十几天。电话修好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便是他打来的，第一句话就说，我这篇上了两个台阶，请快到他家去，并问我电话怎么老占线，说明他打过很多次了。到他家他已给《读书》编辑写了推荐信，叫我把稿子和他的信一起送到编辑部。送去后赵丽雅女士马上打电话来，要给我开个专栏，让我定个标题。我写的都是已故作家，所以先想到“墓”，我是去拜谒的，按照中国的习惯说法是去扫墓的，便取了“扫墓者说”。征求董先生的意见时，他说“扫”字不妥，不如改为“寻”字，很多作家都不明不白地被处死了，到哪儿去找他们的墓？我接受他的意见，定名为“寻墓者说”。自此凡是找他的报刊编辑，他都向他们推荐我。我的“存货”并不多，渐渐招架不住了。我告他我看书要做卡片，抄材料很费时间，所以写得慢。他说用不着做卡片，自己的书在上面划就行了，他就这样做。我接受了他的意见，节去抄卡片时间，果然写得快了些。
如果说七十年代末蒋路先生把我引入翻译界，那么九十年代初乐山先生（还有舒展兄）把我推入散文界。但我是怕吃苦的人，从看书、划材料、构思到写成一篇文章相当累，萌生了不再写随笔回过头去译书的念头。每当我这样想时，眼前便浮现出董先生笑眯眯的面容，耳边响起他略带江浙口音的声音，督促我继续写下去，对苏联文学和历史进行更深入的反思，这对深受苏联文学和联共（布）党史影响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是有益处的，我又怎能不听从他的教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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